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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征宇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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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20世纪前半叶对中国社会研究比较深入的几个人  

2013-11-22 12:16:21|  分类: 社会和政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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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资料来自网络。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从学术层面来说,这个问题更多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或者文化人类学问题;从实践层面来说,又是一个社会运动的问题。

1

毛泽东(1893-1976),从青少年起就开始认真观察中国社会,1920年代以后,开始以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强调了社会调查的重要性,非常注意调查方法,开调查会,其作品见《毛泽东选集》1-4卷。其强烈的实践性和社会改造性,调查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服务,急功近利,不是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进行调查,都是那些学术性很强的社会学家、文化学者们所不同的的。

毛泽东一向是被他的战友认为是非常适合与中国社会三教九流打交道的,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看看《毛泽东选集》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相反,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就绝没有这个功夫了!他们只是关在书斋里的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时下所谓的“精英”。

2

梁漱溟(1893—1988),伦理本位与以德治国——梁漱溟通过中西社会内在结构差异的比较,从历史现实、未来几个切入点对中国社会特殊形态进行了剖析,并以此作为中国前途当然选择的根据。梁漱溟认为“中国非一般国家类型中之一国家,而是超国家类型的。”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

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6VH-is6bDHY5eJ-RqFGb2ToYEJfIg7UWqD0PaCCy7PlkY6g4o-PRLnWDmUAp-s_HNSFJQ06FGFfbHcy5PjB39_

梁漱溟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民主党派代表人物。20世纪初,他提出了一整套乡村建设理论,并在山东一带开展了较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发起组织“乡村建设派”,对改造乡村、改造中国,甚至后来推动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开展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乡村建设运动:不止梁漱溟一个人在搞乡村建设,还有许多人,如晏阳初、黄炎培、彭禹廷等。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在当事者看来“无疑地形成了今日社会运动的主潮”①,在今天的研究者眼中,它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运动”②,并认为对今日的农村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③,甚至有学者模仿当年的做法开展新乡村建设运动,试图为当代的三农问题求解。

对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在当时就截然两歧,赞同者认为它找到了改革农村的方案,代表了中国发展的希望和方向,批评者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以温和的手段从事枝节的社会改造,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空而无用”。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大批判式评价坐标中,乡村建设运动甚至被当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帮凶而被痛加挞伐。学术研究回归常态之后,当年的两歧评价依然存在,主要观点也似乎并不比当年更为深刻。因此,无论是从现实关怀出发,还是以学术求真为尚,这一涉及领域广阔、具有极强实践性,并体现着传统与现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官方与民间相为扭结交汇的社会运动,必将继续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它的价值、它的意义也必将继续众说纷纭。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尤为严重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遭遇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国家政治秩序动荡,军阀战乱频繁,匪患遍地,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水旱灾害频发,受灾面积广阔,受灾人口众多;雪上加霜的是,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农村“破产”,是朝野上下、社会各界的共同结论。这种破产,表现为大量农业人口因战乱和灾荒而损失或者流离失所;农产品滞销、价格惨跌,并致土地价格下跌;农村金融枯竭,农民购买力下降,负债比例和幅度上升;农民离村率上升,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等等。与经济落后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学落后、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救济农村、改造农村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

如果说,乡村建设运动在30年代逐渐汇聚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的话,那么,它的源头的涓涓细流却发源于不同的时间,也曾流经不同的区域。据统计,20世纪 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这些团体和机构,性质不一,情况复杂,诚如梁漱溟所言, “南北各地乡村运动者,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⑨但关心乡村,立志救济乡村,则是这些团体和机构的共同点。

一旦人们从各自的入手点开始工作,就会发现乡村社会中各种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的,要想改变乡村面貌,非求“连锁解决”是办不到的。随着工作的进展,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问题的关注由点到面,并逐渐接近。这种接近,一方面是指各主要乡建团体所进行的工作无论以何者为切入点,后来基本上都包含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科技改良和推广、卫生保健、组织合作社、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内容,当时常概括为“政、教、富、卫”四个方面,即众多的乡建流派最终汇合成有相同内涵的乡建运动。另一方面是指组织上的接近。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3ZXvdkR0Z3-CcESGxgprdgBgtyoh9O4FKa5Yocrz3LSLdiY-8RO2Brz4-yAK4Mf5J57BbPEdslB2xZodgnECx_

梁与毛有过多次深交,但都因观点不同而不欢而散。1938年1月在延安的交锋、1953年9月的交锋,是最著名的。很多熟识梁漱溟的人认为他不适合搞政治,他原本也不愿意搞政治。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下面哪个时间是准确的,还是两个时间都是正确的,因为梁去了两次韶山?

1965年11月中旬,梁漱溟来到了韶山参观。一见毛主席故居地道的农舍房子,想起毛泽东世代为农的家庭背景,这位72岁老人的心情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种发自肺腑的内疚第一次冲击着梁漱溟的心。梁漱溟突然感到自己首先没有一种让别人批评的雅量。想到此,梁漱溟主动对陪同人员谈起当年和毛泽东争论的事,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梁漱溟在韶山的感悟,令人回味。(《羊城晚报》2001.12.20桓建波文)

梁漱溟韶山毛泽东故居前的忏悔

1983年,梁漱溟到韶山参观。一见毛泽东故居地道的农舍房子,想起毛泽东世代为农的家庭背景,这位老人的心情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种发自肺腑的内疚第一次冲击着梁漱溟的心。梁漱溟突然感到自己首先没有一种让别人批评的雅量。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曾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后来有一年,梁漱溟来到了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韶山。他站在毛泽东的故居前,突然感悟到自己首先没有让别人批评的雅量,没有站在国家一穷二白的高度上全盘布局的“雅量”。而在大庭广众之下,再三用话语“逼迫”毛泽东作自我批评,也太目中无人,意气用事了。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一个吃五谷杂粮的有血有肉的汉子,自己是“士可杀不可辱”。站在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角度,自己咄咄逼人的话语,是不是也是一种挑衅呢?毛泽东能够在自己顶撞的情况下,同意自己一再发表不同意见。是一种大的雅量。

梁漱溟主动地对陪同人员谈起当年和毛泽东争论的事时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说话不讲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符,正像我所讲的不符合事实一样。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的?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面子,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的话。如果说他当时是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也是我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严厉的批评在后。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蒋介石身上,他底下的特务早就叫梁漱溟拿头来了。主席的思想确实是博大精深,是可学不可及的。”

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有一批人流行骂毛、批毛甚至是否定毛泽东,这些人希望梁漱溟也能站出来批评毛泽东。这时,已经94岁的梁漱溟却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常委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梁漱溟:与毛泽东激烈争吵 直言“文革”搞糟了

2007年09月18日 13:32大连晚报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

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0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使他们短寿。像梁漱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

梁漱溟评毛泽东去世:人治的办法已走到尽头

2012年11月01日07:07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施雨华

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12月12日刊,作者:施雨华,原题为《梁漱溟家族:儒者风骨》

http://cul.sohu.com/20121101/n356252281_1.shtml

1920年春,梁漱溟放下了出家的念头。他发现儒家与佛家的人生态度正好相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一种和乐的人生观贯穿《论语》全书。“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

当年秋天,他开始在北大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世界文化分为三大体系: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这三大体系都是世界性的文化而不是地域性的文化。一种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的来看有3个方面:一是精神生活,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一是社会生活,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经济关系;一是物质生活,如饮食起居。

人类所遇到的问题有3种:一是人对于“物”的问题,障碍是自然界,可以解决;二是人对于“人”的问题,障碍是他人的心智,能不能解决不由我个人决定;三是人对于“自己”的问题,障碍是人的生命本身,性质上绝对不能解决。

人类应付问题所持态度也有3种:一是向前去要求,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外在地解决问题;二是变换自己的意愿,调和与对方的关系,反求诸己,使自己适应这样的境地,内在地解决问题;三是以取消问题为解决,以根本不发生要求为最高满足。“人类当第一问题之下,持第一态度走去,即成就得其第一期文化;而自然引入第二问题,转到第二态度,成就其第二期文化;又自然引入第三问题,转到第三态度,成就其第三期文化。”古希腊人是第一种态度的代表;古中国人是第二种态度的代表;古印度人是第三种态度的代表。而目前人类还在第一种问题之下,中国、印度都过分早熟,西洋大有成就,将完成第一期文化,引入第二种问题。一旦时移势易,“人类必将重新认取第二态度”,“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以完成第二期文化。因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1953年事件之后,毛泽东、周恩来与梁漱溟再没有来往。两位领导人的追悼活动都将梁漱溟摒于门外,但他比许多人更肯定两人的功绩。自梁漱溟迁入木樨地新居后,访客络绎不绝。但1980年8月来的这位有点特别。他叫艾恺,是意大利裔美国人,博士论文《最后的儒家》研究的正是梁漱溟。大儿子梁培宽1986年退休,在此前后开始做整理父亲文字的工作,开始主持出版《梁漱溟全集》。二儿子梁培恕却有了为他写传记的念头。因为自1950年代受批判之后,父亲在社会上消失了。到1960年代许多人已经不知道这个人。1977年重新为人所知,是因为《毛选》第5卷中的一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那是一个片面、扭曲的形象。2001年基本成稿。又过10年,2011年3月,《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终于出版。书名是出版社定的,他原想叫《至大至刚记父亲梁漱溟》。

3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 - 2005年4月24日),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写作有着广深的学术背景,《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对中国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尝试,他试图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以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如果说《江村经济》侧重讨论社会制度变革,那么《乡土中国》则在探讨与之相匹配的社会道德——这本质上是一个韦伯式的现代化命题。《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之关系这条线索,贯穿了费孝通大半生对社会改革的种种设想。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特别是其关于纵向的等级制度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性以及本土社会理论的普世性意义。费孝通所讲的差序格局是个立体的结构,包含有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也包含有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多数学者都只看到“差”而忽略了“序”;这是有关差序格局的学术话语中的一个误区。差序格局的维系有赖于尊卑上下的等级差异的不断再生产,而这种再生产是通过伦理规范、资源配置、奖惩机制以及社会流动等社会文化制度实现的。差序格局否定人格平等的可能性,不承认权利义务之间的平衡,最终导致差序人格的产生并对中国文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费孝通晚年对《乡土中国》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认为中国文化比“乡土社会”要复杂的多,并重申“文化自觉”的命题,对知识分子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2000年,费孝通在文章中谈到,自己来自乡土社会的对于“工业化”的理解与表达有其历史局限性,所谓“中国文化”要比“乡土社会”复杂得多:“中国的新国家形成必然受到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关系的影响。传统中国不是欧洲式的小公国,而是腹地广阔,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比较复杂而多元的文明国家,这样的国家一般被历史学家成为‘empire’(帝国),她的新形态必然也与从欧洲的小公国转变而来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有着很大不同。”[15]215-221他重申“文化自觉”的命题,指出不同文化中的人要对自身文化及他者文化进行沟通与理解,这牵涉到人对人、人对社会、人对自然的基本关系的理解[15]222。他将这些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看来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了。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个孔子需要培养,我们应当学会培养孔子”;不仅如此,“各国都应当有自己的思想家”[13]——这也是对中国社会科学作出世界性贡献的期待。

由于我们一直忽视了差序格局的纵向的、等级化的一面,我们也一直没有注意到差序人格的重要作用。这也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中国社会的全面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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