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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路浚:万里长城与中华民族(国族)认同的问题  

2014-10-30 15:54:41|  分类: 人文和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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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在不同时期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侵袭而修筑的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的统称。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始修于燕王,他的国土小、兵马少、力量弱,随时都有被邻国吃掉的危险。为了保住国土,燕王就征用了民夫,在他的国土边界山顶上筑起高高的城墙,以防外敌入侵。长城历史长达2000多年。今天所指的万里长城多指明代修建的长城,它东起鸭绿江,西至内陆地区甘肃的嘉峪关。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修建长城超过5000公里的有二个朝代:一是秦始王时修筑的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二是汉朝修筑的西起河西走廊,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在1万里以上。这些长城的遗址分布在我国今天的北京、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新疆、天津、辽宁、黑龙江、湖北、湖南和山东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

   长城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它并非简单孤立的一线城墙,而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把长城沿线的隘口、军堡、关城和军事重镇连接成一张严密的网,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军堡、关城和军事重镇这个体系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讯、隐蔽等多种功能,并配置有长驻军队的点线结合防御工程整体。长城防御体系的军事作用是卓有成效的。秦时,“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新书?过秦》)汉武帝时,“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汉书?匈奴传》)“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的赵武灵王正是以“变俗胡服,习骑射”而著称于世的政治家(《史记?匈奴列传》)。事实上,秦皇汉武,包括明初,无不是在主动出击、军事上取得压倒优势时修建长城的。这说明,修筑长城既是一种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继续进取的谋略。

   在历史的长久岁月中,一条万里长城,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为它贡献了多少智慧,流尽了多少血汗,才使它成为世界一大奇迹。如今长城已失去了它的军事用途,除了积极肯定万里长城更多的体现了中华民族(国族)精神文明,激励着中华儿女保卫中华民族(国族)以外,还应从国家的财政战略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第一军事战略以及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的视角,来思考万里长城负面影响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惊人相似的“万世梦,二世亡”的短命王朝——秦与隋王朝。秦王朝连结着一条万里长城。隋王朝连结着一条京杭大运河。令人惊异的是,秦、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管理层级都为直接的二级制,跟着秦、隋的之后的是西汉和唐代——正是西汉和唐代,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统一、文化昌明、武功强盛、国威远播,是汉唐两朝的共同特点。在中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管理层级都介于三四级之间,只有秦与隋王朝为直接的二级制。可以肯定地说,这也是为了万里长城与京杭大运河工程的一种制度安排。万里长城与京杭大运河工程对后人的“价值效益”是不言而喻的。秦朝和西汉初期,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到中国骚扰,匈奴曾经把汉高祖刘邦围困在平城。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遣大将军卫青击败了匈奴,使一部分匈奴向西迁,由此引起横跨欧亚两大洲北部的众多的游牧民族的强迫大迁徙。结果导致了莱菌河边的曰耳曼人和哥特人攻占了罗马帝国。如果没有秦王朝的万里长城,很难说有西汉王朝强大到足以撬动地球的地步。自从曰耳曼人和哥特人迁徙之后,欧洲从公元四世纪直到十三世纪,一直未受游牧民族的骚乱,而其间中国却频繁地受到游牧民族的骚乱。这是历朝历代修筑万里长城的原因之一。据历史文献记载,有20多个诸侯国家和王朝修筑过长城,若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大约有10万里以上。

……

1980年代,中国新华社太原分社曾向外发布清长城的发现、确认和调查结果,近四十家新闻单位予以刊播。国外学术界评论说:“清长城的发现开拓了长城学研究的新领域。”

总之,说康熙的“不修边墙”令,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象征着中华民族意识的崭新觉醒,从那时开始,中华国家“天下一家”的梦想才真正得以实现,就是无原则地夸大。相反,从国家的财政战略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第一军事战略的视角,清后期长城大规模修筑的开支连同战争赔款彻底瓦解了清朝的根基。清朝用于镇压农民起义军费支出总共422295959银两,40%用于镇压太平军,60%为镇压拎军、西北回民起义、西南与奥闽台各族起义。至于战争赔款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开始,到《辛丑条约》,将这些赔款之数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相比,有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之多。仅《辛丑条约》庚子赔款含息就超过十亿银两。再加上外债(从1864-1893,本金43838221库平两,利息24497201库平两),几乎可以说是财政与金融击夸了清朝(以上数字转引自朱红琼《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及其变迁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同历朝历代相比,清朝实际上完成了一项比万里长城更为浩大、显赫的工程——中华民族(国族)的认同与国家版图的扩大。这得益于较为成功的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与以往各朝代相比,清朝治理边疆的政策及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确实有自己的特色。历代汉族王朝在北方多以长城设防,在这一点上清王朝也不例外,清朝从康熙起,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多宗教、多文化、多核的治理体制。一个37岁的成熟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同清除鳌拜集团时才16岁以及 “推手”造成三藩之乱时才19岁的青春少年绝不是同一个人了!?这时的康熙已有足够的资本与实力,“执行”顺治帝和多尔衮确立的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中央设置理藩院,管理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少数民族事务。理藩院是清初的独创。它的组织严密、事权统一、职掌分明、行政活动不受牵制,是中国历代治边机构所无法比拟的。由于理藩院在行政上具有相当的独立地位,且对驻边将官、大臣有联系和指导的权力,故对于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少数民族的关系是高效的、有序的。这时的康熙也有足够的资本与实力将顺治帝和多尔衮确立的处理“三藩”关系移植进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从而达到了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的目的。从而为国家获得了新的稳定和进步的历史时空。

   概括地说,清朝处理中央与边疆地区关系的具体措施是:设理藩院、军府等统一管辖;因俗施政,分而治之;笼络上层,恩威相济;利用和倡导喇嘛教等。应该说,历朝历代,数清朝处理中央与边疆地区最为成功。上述政策大大推进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有效治理,密切了中原与边疆地区的关系,增加了边疆地区的向心力。使中华民族第一次有了国族认同的观念,这是清朝的历史功劳。

   通观整个清朝,自顺治帝和多尔衮入关以来,将历朝历代的都有过的皇权专制、民族歧视、封禁思想、穷兵黩武、国富民穷、文网之密等等都推向顶峰。具体到长城这条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家院的卫墙,一度曾给发展中的中原文化以安定的环境,给中华部分民族以心理上的安全感,而清朝后期大规模修筑长城,因清长城为古代战争防御体系向近代战争防御体系转化的中间过渡型制(或环节),对内而不对外,从而推倒了中华部分民族的安全感的“心墙”。

   长城,其最终在中国大地上由军事防御体系变为历史遗迹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而清朝后期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开支连同军事费用及战争赔款彻底瓦解了清朝的根基,对当代中国有启发性的历史经验是:国家的财政战略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第一军事战略(卢麒元先生语)!?确实需要对着万里长城重新思考军事战略了!?

   另外,清朝是靠多宗教、多文化、多核的治理体制,完成了一项比万里长城更为浩大、显赫的工程——中华民族(国族)的认同与国家版图的扩大的。而台湾和香港今年分别发生了太阳花学运和占领中环的大事件,这些事件的背后,与边疆问题一样,也有一个更深刻的国家认同或中国认同的危机因素。认同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很难成为一个正常的、安定的、各民族各地区和谐相处的国家。回往使中华民族第一次有了国族认同观念的已经烟硝云散的清朝,我们又该思考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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