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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征宇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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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当科学成为实用的工具、要国强就要向日本学习、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  

2015-02-21 12:12:54|  分类: 自然和科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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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天:当科学成为实用的工具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bianyan/20150216121193.html

从清朝末期到上个世纪初,我们在西方的船舰枪炮之下,一败再败,屈辱之至。西方的科学技术,被我们称为“奇技淫巧”,也成为我们民族最大的恐怖。这种恐怖在“西学为用”和“以夷制夷”思想的指导下,又变为我们最大的迷信。这是因为我们以血的教训换来的认识:科学是现代化的图腾。

其实这只是表面,我们失败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和人文条件。我们只看到了社会体制和人文环境结出的科学技术和枪炮军舰的果实。我们也目光短浅地只要这一果实,而不要产生这一果实的土壤。

我们太需要科学技术来使我们迅速富强,洗掉耻辱。于是在科学技术面前我们几乎是五体投地,对科学的迷信几乎是全民的梦魇。我们的落后,归根结底是科学技术的落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当务之急。至于我们的文化是举世无二的,优秀灿烂的,当然要“中学为体”。清末“西学为用”“以夷制夷” 一时成为举国上下之共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成为最得人心的兴国之策。我们只看到西方科学技术的结果和具体应用,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待科学的实用原则,这种原则影响至今。至于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西方兴起发展,为什么在我们的传统文化环境下没有产生出现代科学体系,我们并不去深究,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忽视了产生科学技术的社会机制、科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以及科学探讨的独立与自由。我们将科学与西方的社会文明剥离开来,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两个个体,并不认为他们之间有因果关系,将他们视做截然不同的两个独立的部分。反正科学技术成果是可以“拿来”的,只要能拿来被我们使用就是目的。

首先,在我们的认识里,科学仅仅是物质的,科学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科学只有实用价值。这是迷信科学导致的正常结论。这一点与我们的唯物主义思想相吻合,也与我们民族缺乏形而上精神和对偶像的崇拜有关。更主要的是,我们民族历来就缺少纯粹的理性思维和对形而上的探讨。在先秦时期,这种探讨就终止了。《荀子 天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在这种实用精神指导下,我们民族的形而上的纯粹理性探索彻底消失了。一切从实用目的出发,成为我们民族对待科学乃至一切事物的原则。

我们的哲学过分强调学以致用。因此,从近代以来我们就将科学只看作物质的、实用的工具。我们认为科学无所不能,科学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科学可以使船坚炮利,可以使卫星上天,可以使原子弹爆炸,可以使我们国家繁荣富强,不再受西方列强的欺凌。

延续至今,“科教兴国”,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喊得很响亮的口号。可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无论我们的科学研究还是教育都是极端违背科学精神的。

对科学的迷信,以及科学沙文主义也许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大误区。

科学精神是纯粹理性的、独立的和自由的。柏拉图说:“数学应该用于追求知识,而不该用于贸易。”就是阿基米德对实用发明作出过巨大贡献,他也认为:“任何与日常生活有联系的技艺都是粗俗的。”对西方科学家来说,维护科学的纯粹性和独立性比什么都重要,科学探讨就是为了知。科学与艺术一样是超出功利目的的,而科学的实用价值只是科学的副产品。这种科学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在中国从来就是缺席的。不但如此,我们的专制文化传统,从一开始就拒绝这种科学的纯粹性、独立性和自由性。

今天,我们把科学看成是纯物质的、纯机械的,纯实验的,并且将这种意识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社会意识和人生观中。在这种观念之下,我们仅仅将科学看成是有实用价值的工具,它可以富国强兵,可以有火炮战舰,可以有卫星导弹,还可以给我们带来经济效益,带来更多的利润,仅此而已。我们对科学的认识不能不说是十分狭隘的。

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科学技术利大于弊”一项,中国公众的认可率为71.3%,美国只有47%①。从这一数字可以看出,中国公众对科学的认识更为积极,对科学技术的期望值也更高,这一数字符合我们对科学的崇拜。但是在“我们过分依靠科学而忽视信仰”一项,美国公众的认可率为51%,中国只有23.8%②。这一数字是让人迷惑不解的,也是矛盾的。因为从我们的现实来说,将信仰教育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但结果却恰恰相反,中国民众与美国民众相比,对信仰的缺失是不言而愈的,美国公众更看重信仰。我们的公众过分物质化,也就是过分唯物主义化,将信仰这种看不见的唯心的东西几乎清除出我们的意识,或者说我们信仰的就是科学本身。“认为科学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一项,我们只有12%的人反对,21.8%的人有些反对。也就是说,我国差不多有80%的人认为有了科学技术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③。

我们对科学的迷信,是我们在近代历次对外战争中的失败总结出的强国之策,是被迫的不得已而为之,也是权宜之计。我们拒绝孕育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西方文化和社会体制,但是科学技术成果除外。我们只是直观的认识到科学的实用价值,我们从来没有具备科学精神,没有认识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内在实质。正因为我们缺少纯粹理性思维和独立自由的精神,所以我们也不具备将任何科学研究成果拿来运用的能力。过程与目的的一致性在这里显现出来。清末的北洋水师是当时亚洲最强大最先进的,但我们得到的是惨痛的失败。从一开始,无论科学技术的引进,还是现代教育体系的引进,只要到了我们手里就会走了样,我们都以“中学为体”的原则,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将其“中国特色”,变得不伦不类。

1985年,我国高考语文卷中有这么一段话:“一切科学研究,就其来源说是实践,就其功能来说是指导实践。如果科学研究离开了指导实践,它还有什么用呢?”这种振振有辞的论点,是我们对科学的全部认识。

这就难免使我们显得急功近利,心气浮躁,一意追求科学的实用性,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我们迷信科学,但我们从来没有信仰科学。

其次,我们将科学与人本对立,人不是科学的主宰,而是科学的奴隶。这是对科学迷信的极端结果。我们一再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口号是十分经不起推敲的:所谓知识,就是科学知识;知识怎么尊重?好象没人去追究。所谓人才,顾名思义,就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尊重人才也只是尊重他掌握的科学技术。在这个口号里是看不见人的,我们尊重的惟独没有人。我们对人才的理解是狭隘的,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同样狭隘。什么样的人才是人才呢?只有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人才是人才。怎样评价他掌握的科学技术呢?我们最直观的做法就是就看他的学历是什么;研究生肯定比大学生是人才,博士生又比硕士生是人才,留学外国的,肯定比国内的是人才。在我们的概念里,农民将地种好不是人才,工人做好工也不是人才,教师教好书不是人才。我们轻蔑劳动,迷信科学。我们将知识和人才简单地与文凭以及是否留学等同起来。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又将知识和人才同发表的论文数量简单地相等同,质量如何另当别论。以至于,现在科研风气浮躁,急功近利,粗制滥造,造假成风。实际上我们即没有尊重知识,也没有尊重人才。

一方面,我们迷信科学,另一方面,我们的科学教育体制严重地违背科学规律。

我们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可能是最不科学的。科学探讨和研究的前提是独立和自由,但在我们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里,是以行政为中心,计划科研,政绩科研,形象科研,造假科研,几乎成为普遍的潜规则。而且权威等级森严,论资排辈,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如同衙门,这些可以说毫无科学精神。当我们以浮躁的、急功近利的心态,以强大的行政手段指导科学研究和科学实践时,最不科学的荒唐事就出现了。要求人们每年发表多少论文,还要发表在核心期刊,或者是哪一级的期刊上;而核心期刊和什么级别的期刊的划定又莫名其妙,毫无章法,不是以科学为依据,而是以行政级别为依据。从申报课题到研究过程再到科研鉴定,几乎如同儿戏,然后就是“填补了什么空白”。我们用近乎玩笑的手法制造着成批的科研成果,填补着无数的空白,可这些所谓的成果和论文,除了解决几个教授研究员的职称以外,几乎毫无用处。

我们迷信科学,但我们对待科学的不科学态度也是荒唐绝伦的。

再次,由于我们对科学的迷信,导致将科学伦为一种类似廉价广告的地步,科学术语和名词漫天飞,实际上我们全民的科学知识极度匮乏。我们的公众对一些科学现象的无知与科学术语的滥用却是一样突出。调查显示,我国只有38.3%的人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67.9%人不知道DNA是怎么回事,65.7%的人不知道因特网是什么④。但是我们的媒体和广告上充斥着纳米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等尖端科学技术术语,说的和听的都未必理解这些术语,但这些术语可以迷惑公众,同时也迷惑了自己。越是听不明白的,才越是科学的,神秘的,无所不能的。

无疑,科学有实用的功能,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功能,但这不是科学的真正内涵。可以说科学的实用功能,只是科学的副产品。科学精神就是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意志。它是伴随着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产生的。科学精神是超越实用目的的,科学是为了探求未知世界,解答为什么的,科学是一种信仰,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信仰。在这个信仰之上,才可以具备科学精神,才可以不将科学仅仅当作实用的工具来对待。

我们缺少科学精神,少了科学的自由意志和善恶的责任感,必然导致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物质世界的严重冲突。我们被科学所左右,而不是我们把握科学。

注释:①《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编。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5月版。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同上

(来源:共识网-作者:莫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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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说的东西虽然只是表面的现象,提供了一些数据和观感,对实质却并没有涉及,但今天中日关系背景之下,已经足够宝贵了。

要国强,就要向日本学习

2015-02-17 12:25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邓大龙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bihui/20150217121217.html

相比日本而言,在一些方面我们中国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需要虚心地向日本学习和借鉴。前进的路,漫漫兮,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想想日本,早在17世纪以前,它就在学习中国、朝鲜、印度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在近现代史上日本又学习了西方的先进经验,正因为日本的好学与善学,今天的日本才以强国屹立于世界,日本的文明也为世界所认可。泱泱中华,我们也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反思,不断地提升自己。

日本有缺陷,也有很多的现实社会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去学习日本先进的科技,不去购买日本的先进产品。国强,什么是国强,科技落后别的国家一大截,这国就强不了。国强,别的国家才会尊重你,才不会在你身上打主意。

要国强,就要学习别的国家的先进科技,购买别的国家先进的产品。再说了,产品,是死东西,没有生命,没有感知,也就没有是非对错,只有先进不先进,只有适合不适合。只要是先进的,使用上只要很适合,就可以去购买,就可以去拿来用。要是能把那科技学习到,就更好。中国历史上的唐朝,之所以很强大,之所以很受周边国家的尊敬。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唐人对于来自外邦的先进的产品是敢用。对于唐人,那些来自外邦的产品和文化,只要是比自己的先进,只要是用起来好用,那是拿来就用,根本是不会去在意,那是出自何处。所以唐强大,所以唐受外邦的敬重。

那么,除了先进的管理、先进的技术,我们还要向日本学什么呢?

一是学日本的“净”

净:洁净、纯净

日本车辆均是节能环保车,连运输车、废物垃圾车也都擦洗得干干净净,都像是刚刚打过蜡一样。穿行在车辆之间,我们也闻不到一丝尾气。

体现了日本人的自我规范和人际互信。想起了我们中国的俗语,“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日本也是世界上较为廉洁的国家之一,2009年2月,“透明国际”发布的《2008年全球反腐败年度报告》中,日本处于最清廉的前20个国家之列。

二是学日本的“静”

静:安静、平静

在日本,感受不到那种喧嚣浮躁的气氛。您会觉得这个国家很安静,一切都在秩序中、规矩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三是学日本的“敬”

敬:敬业、敬畏

四是学日本的“精”

精:精致、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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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
来源:书摘|2009-08-01 14:56:00
http://www.gmw.cn/02sz/2009-08/01/content_1011824.htm

2006年12月5日晚,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杰斐逊大厦大厅,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博士将第三届克鲁奇奖的奖章颁给了76岁的余英时。这一有世界人文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第一次颁给华裔学者。

得奖,稍稍打乱了余英时先生的“隐居生活”。他希望这一拨热闹快些过去,好让他在普林斯顿郊外绿树环抱的家中静心读书、写字,跟最亲近的朋友――夫人陈淑平、汗牛充栋的书籍以及纸烟在一起。

得奖,没有打乱他对自己的评估:“我只是喜欢看书、追求自己的想法、在知识上有很多兴趣的一个人。”

本文是作者(李宗陶)与余英时先生的书面访谈。


李宗陶:在短短8页《我走过的路》中,看到安徽潜山官庄乡的自然风貌,您在那里度过了整整9年的少年时光。能否讲讲在乡间所受的私塾教育和文化启蒙?这国学根基对您后来选择治思想史和文化史起到怎样的作用?


余英时:1937―1946年我在安徽潜山县官庄乡生活,乡间既没有现代学校,也缺乏具有良好训练的国文师资,所以我在乡9年,无论是私塾或学校教育都是断断续续的。私塾先后不过两年左右,此外在舒城县晓天镇我也读过不足一年的第七临时中学,后来因伤寒病而回乡了。


严格地说,我并没有受到很好的传统古典教育、打下研究国学的基础。一大半童年至少年时期,我是在山水之间度过的。惟一与后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读的是《史记》、《战国策》、《古文观止》一类的普通文字,不过是选读,并非从头到尾背诵。《四书》是读过的,也不很完整。作文一律用文言,乡间老师都保守,不会写白话文。唐诗、宋词我大概十二三岁便接触了,因为记起来容易,比较喜欢。接着便学会平仄,试作五言、七言绝句。


1945―1946年,我在邻县桐城县城里住了一年,住在舅舅家里。我的二舅父张仲怡先生是有才气的人,能诗、善书法。他是清初张廷玉、张英的后代,在桐城是望族,但此时也相当衰落了。由于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我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捡到一些诗文的知识。我在一旁听到改诗经过,很受启发。


在桐城一年,我的国文比较以前进步了。但9年的诗文背景也不过如此。最大的收获是会写文言文和旧体诗,于新文学毫无所知,国文常识仍很欠缺。


今天回顾,乡居9年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史的好处有两方面:第一,我赶上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尾声。官庄的生活方式当时几乎全未受到现代势力的感染,与一二百年前无大区别。这一点使我后来读史有一种亲切感,读诗词也容易发生共鸣。用现代话说,我曾参与了传统,不是全从外面看问题,比较能避免隔阂和误解。第二,我无机会按部就班地受正规教育,因此也没有受到任何一套意识形态的笼罩,包括国民党的“党义”(三民主义)在内。这使我的思想不至于很早便陷进一种封闭系统之中。“成见”自然不能完全避免,但并不根深蒂固,可以随时改变。


李宗陶:在《现代学人与学术》中,您对恩师钱穆、杨联 ,前辈陈寅恪以及胡适先生等都做了大块文章,对另一些学人,如顾颉刚、洪业、严耕望、张光直、费正清等,着墨虽不如前几位那么多,也同样精彩。这里想请教先生对另几位――陈垣、吕思勉、董作宾、黄仁宇的看法。此外,您对翦伯赞和郭沫若二位的学术如何评价?


余英时:董先生是甲骨文学大师,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没有资格讨论他的专门绝业。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是在我的指导下写成的,他比我年长,后来是朋友关系,我不便写他。但是我要指出,他中年才读大学,发愤治中国史,用功之勤极为少见;晚年写了不少通论性的书,表现出他的史识,成一家之言。他可以说是史学界的一位“奇侠”式的学者。


关于陈垣和吕思勉两位大家,我是读他们的著作长大的,受益之多,不在任何前辈(如陈寅恪)之下。援庵(陈垣,字援庵)先生是我父亲(协中公)在燕京大学的导师,先父后来转治西洋史,编写了一部《西洋通史》,没有继续中国史的研究,但对援庵先生始终敬礼。我受先父的启发,曾遍读援庵先生的专著与论文。在我的专著中引用他的论点很多。吕诚之先生是先师钱先生的中学老师,他的几部断代史和《燕石札记》也是我在研究和教学中经常翻阅的参考书。不过我没有适当的机缘写到这两位“太老师”而已。


对翦伯赞、郭沫若两人的学术评价,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两句话。我知道翦先生在“文革”之前是中国史学界的正统代言人,他讲中国史的分期具有代表性,从《历史哲学教程》(早期)、《中国史》(秦汉篇)到论文集(晚期)都是如此。其中心系统不是从中国史的内部整理出来的,而是借自西方的现成模式。他在史学上的地位如何,恐怕要看后人是不是能从他的著作中继续得到启发。我不敢轻下断语,只有让时间来考验。


郭沫若先生则不一样。他不但才气横溢,国学基础也相当深厚。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他确有原创性的贡献。即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几部书而言,其中仍有不少自己的见解。他虽然也遵从“一家之言”。却与套用公式有别。我曾严厉批评过他袭用他人研究成果而不坦然承认,犯了学术研究的大忌,然而我并未对他一笔抹杀。不过从现代学术的规范来说,他逞才使气有余,而史学的纪律则远为不足。这主要是因为他和上述二陈(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等不同,其志不在学术,而别有怀抱。治学有成的学者可以参考他上述三书,但初学则不宜由此类作品入手。

李宗陶:在《〈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中,我们看到了您对郭沫若先生抄袭嫌疑的揭露,不知您对当今大陆的学术风气作何评价?您关心这方面的情况吗?您认为学术腐败,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余英时:我曾读过一些大陆学术腐败的报道,主要是大量抄袭他人(外国或本国学者)的著作,而且被揭发后仍然毫不在乎。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说明中国学术界还未能建立起最起码的纪律,而一些号称教授、专家的人也无一点自尊心。

这种情形已远远超过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袭用《先秦诸子系年》的前例。郭沫若只不过袭用他人的材料而不肯承认,他论文的中心观点还是自己构想出来的。

现在市场经济发达,抄袭的人大概出于赚钱或出名两种动机,也许大陆大学的升迁制度也在无意中鼓励了这一不良风气。西方或日本如发生同样的情况,抄袭的人一定在学术界从此不能立足。最主要的是这样绝无自尊心的人根本无意从事严肃的研究或教学工作,对于知识本无兴趣,因此对于贻害青年学生的事似毫不感觉愧悔。

我希望这是少数例外,如果成了普遍风气,那么中国便永无建立学术界的可能了。学者自律与学术界自清运动是惟一解决之道。

李宗陶:您曾提到,最迟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逐渐取得一个共识:“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现代知识人与“士”的核心分野在哪里?当代中国知识人是否还有可能对“士”的传统有所继承?

余英时:传统的“士”和现代知识人的主要分别在于“士”是“四民之首”,而知识人在20世纪的社会结构中已退出了中心的地位,此中最大关键便是1905年科举的废止。

自先秦以下的中国结构理论,都假定“士”是最宜成为领导和治理国家与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因为“士”无“恒产”而有“恒心”,也就是不代表任何特殊的经济社会利益阶层而具有超越一己利害之上的“公”心。因此自公元前124年汉武帝立太学以后,“士”通过考试而成为国家官吏的主要人选。这个制度在1905年废止后,“士”便变成现代知识人了。

这一变动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环节,必须肯定是一种合理的社会、文化的演进。我们只要比较一下1895年康有为所领导的举人“公车上书”和1919年北京学生所发动的“五四”运动,“士”与知识人的分野便无所遁形了。正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中国现代知识人的身上才必然带有浓厚的“士”的精神。事实上现代中国的种种“革命”最初都是由知识人发动和组织起来的;他们仍然继承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意识。制度是“硬体”,可以说废止即废止,文化传统是“软体”,不可能随着制度的死亡而完全消失。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仍是改变或批评不合理现状的主要力量。

李宗陶:当今时代背景下,您如何看待大陆知识分子的地位?

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今天在大陆的地位似乎并不很受尊重。以前是他们成了权力的奴仆,现在也有转为市场小贩的倾向。所以知识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建立学术、文化、艺术种种专业的尊严。中国的学术传统被破坏得太厉害,要重建传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不能不立即下最大的决心,急起直追。

李宗陶:今天,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中国大陆商界精英多半是爱读书的人(以前没有读过的,现在正在补),也很愿意花许多钱去名校拿一个EMBA头衔,其中有一些人也热衷公益事业、注重德行,等等。在您看来,这些表象下面,是否涌动着对15世纪以来至20世纪被截断的、涩泽荣一所说的“士魂商才”的渴慕?这些表象汇总起来,有没有恢复近代“士商”传统的可能?您如何看待专业人士与经济集团的结盟?

余英时:我知道,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知识人“下海”经商的时期,这和十五十六世纪“弃儒就贾”的社会变化有相似之处。我也知道,今天中国工商界有重视文化、知识的人,如果出于价值选择,这当然是好事。“士魂商才”重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美国工商界的成功者绝大多数都重视文化教育的提倡,许多最好的私立大学都是靠成功校友的慷慨捐助而不断发展。大型基金会更为重要,不少科学、技术、艺术、文化事业等是由基金会支持的。西方大企业都已社会化,故可以长存,不像过去中国人致富主要靠一家、一族,而且发财后子孙往往败家,不过两三代便消失了。这是我们应该向西方认真学习的东西。如果仅仅“附庸风雅”则不可能恢复“儒商”的传统。

专业人士与经济集团的联盟并不一定是坏事,但要看怎样互相配合与互相支援。

李宗陶:儒家的价值观和现代社会之间重新建立制度性联系是否还有可能?是否还有必要?

余英时:儒家价值怎样在今天再发挥正面的作用,这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简单地说,我认为在儒家价值与现代社会之间建立制度性的联系是行不通的。

我们今天必须在“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划上清楚的界线。在“公领域”我们必须靠政治体制、法律、宪法之类的机制来运作,任何一家/派的学说或理论都不能侵入。这是全体人民通过选举、代议机构等等来决定的。但在“私领域”中,每个家庭或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体系,儒家、佛教、道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都可以是选择的对象。儒家不是有组织的宗教,今天只能靠家庭、私人个体来传播,国家权力不宜介入。


李宗陶:继台湾读经运动之后,大陆前段时间兴起一阵小朋友读经热,一些有条件的家长开始推崇由四书五经起步的家学,您觉得这些举措对恢复儒学传统是否有益?

余英时:读经运动在20世纪曾一再有人提倡,如30年代地方长官如广东陈济棠、湖南何键等都曾做过努力,但并未见成效。台湾读经运动并没有真正执行过,只有少数人写文章鼓吹而已。大陆上近年来听说有些地方进行了小学生读四书、五经的“热潮”,成效如何,我完全不知道。

80年代,我曾帮助过新加坡政府编写“儒家伦理教科书”,准备在中学推行,但试验了一两年便无疾而终。严格地说,读经实在困难,四书还算比较容易懂,五经即在专家之间也大半没有弄明白。新经学大师王国维都承认,《书经》他有一半不懂,《诗经》也有20%不懂。那么今天教五经的师资从何而来呢?

其实读经的目的无非是要使小孩子早点接触儒家的价值。这只有在中小学教科书中选若干易懂的篇章,详加注释,由合格的教师来讲授。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要儿童在学校课业之外,再额外读难懂的经书,恐怕不能持久。价值只有和日常生活打成一片,才能进入青少年的心灵之内,仅仅背诵经文是无用的。

(摘自《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新星出版社2009年3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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